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区块链产业链的“上游”环节,曾因高利润吸引大量资本涌入,一度在国内形成规模庞大的产业,随着监管政策趋严、产业生态重塑,国内虚拟货币挖矿已从“野蛮生长”走向“全面退潮”,并呈现出“政策高压下的彻底出清”“技术迁移与产业转型”“隐匿化与合规化博弈”三大核心特征。

政策高压:从“引导规范”到“全面清退”

国内对虚拟货币挖矿的监管经历了“放任—关注—严打”的演变过程,2013年,人民部等五部委发布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,首次明确比特币“特定虚拟商品”属性,但并未直接禁止挖矿;2017年,九部委联合叫停ICO(首次代币发行),并要求“引导 miners有序退出”,部分高耗能矿场开始转移;2021年是监管“转折点”——5月,国务院金融委提出“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”,内蒙古、青海、四川等挖矿大省随即开展专项整治,年内全国范围内清关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数千个,四川丰水期“矿场迁移潮”、内蒙古“清零行动”等标志性事件,标志着挖矿在国内从“灰色地带”彻底沦为“非法活动”。

政策严打的逻辑核心在于“能耗”与“金融风险”双管控:挖矿(尤其是比特币“PoW”机制)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,2021年我国比特币挖矿年耗电量超1500亿度,相当于1.5个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,与“双碳”目标直接冲突;虚拟货币挖矿与交易易滋生洗钱、非法集资、资本外流等金融风险,监管需切断“矿工—交易所—用户”的资金链条。

现状:从“规模集中”到“碎片化隐匿”

在政策高压下,国内虚拟货币挖矿产业已发生根本性变化,主要体现在规模、分布和主体三个维度:

规模:断崖式萎缩,产能全球占比不足5%
2021年前,我国曾是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挖矿集中地,算力占比一度超过70%,但截至2023年,国内比特币网络算力占比已降至不足5%,以太坊等主流币种挖矿几乎绝迹,四川、云南等水电大省的“矿场”被全面关停,部分矿工被迫出售设备或转移海外,国内挖矿产业链(矿机生产、维护、托管等)规模萎缩超90%。

分布:从“集中式矿场”到“家庭作坊式隐匿”
大型、集中的矿场已基本消失,但“地下挖矿”并未完全绝迹,呈现“碎片化、隐蔽化”特征:部分矿工转向家庭挖矿,利用个人电脑、小型矿机在居民区或偏远农村偷偷运行,规模小、分散难查;个别地区出现“伪合规挖矿”,以“区块链数据研发”“分布式计算”等名义伪装挖矿行为,实则仍从事虚拟货币生产。

主体:从“专业矿工”到“散户游击”随机配图